重建科举,这是朱慈炯统一后最重视的内政。
他把试卷往桌上一摔,“选这帮人去当官?连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都算不清楚,怎么管一县的赋税?”
陈婉儿正在旁边拨算盘,头也不抬。“前朝的科举,选的是文官。文官会写文章就行,不用会种地。”
“可朕的官员,是写文章的,是干活的。”朱慈炯敲了敲桌子,“会写八股文的,去翰林院写史书。会干活的。去当官。两拨人,各干各的。”
他想了一个法子,分科取士。不是谁比谁高,是术业有专攻。考试不是为了考倒人,是为了选出能干事的人。
“科举,就是朕的考试制度。”他对陈婉儿说,“选什么人、怎么选,决定了大明的未来。”
陈婉儿停下算盘,看了他一眼。“你想好了?”
“想好了。”
“那就做。”她重新拨起算盘,“但有一件事你得想清楚,改了科举,天下的先生都得跟着改。先生不会教新科的内容,通达堂的学生就能,旧学堂的学生就不能。这一科考完,通达堂就成了天下读书人挤破头要进的地方。”
朱慈炯点头,“这就是朕要的。”
增设律学科,大明律、刑名、案件判例,选出来的官员至少得懂法。占总分一成。
增设策论科,时务策、边防策、水利策,考察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占总分四成。
四科并举,总分最高者为状元。
朱慈炯在政令上加了一条批注,“经义为本,实务为用。本不可废,用不可缺。”这是他的原则:传统不能丢,但不能只靠传统。
科举改革在士人中引起了巨大争议,老派士子痛骂“离经叛道”,新派士子欢呼“拨乱反正”。但朱慈炯不为所动,他需要的不是会写八股文的文人,而是能治国安邦的能臣。
“骂就骂,”他对赵铁柱说,“当年朕废剃发令的时候,也有人骂。骂完了。头发还是长出来了。科举也一样,骂完了,该考的还是得考。”
赵铁柱咧嘴笑,“陛下,您这辈子,就没少挨骂。”
“挨骂的皇帝,才是干事的皇帝。不挨骂的,要么没干事,要么没人敢骂。两种,都比挨骂惨。”
赵铁柱点头,“陛下说得对。当年我在南洋挨骂,因为军法太严。后来没人骂了,因为活着的人都知道,军法严才活得下来。”
“对,就是这个道理。”朱慈炯拍了拍他的肩,“挨骂是暂时的。等十年后,通达堂的学生当上了知县、知府,百姓发现他们会算账、会断案、会修渠,那时候就没人骂了。”
“十年?”
“十年,够长也够短。长的是,朕等得起。短的是,天下等不起。”
首场新科开考那天,出了件趣事。
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秀才,考了三十年八股,连个举人都没中,进了考场一看题目:算学科考“一县田亩三万七千顷,每顷征粮二斗五升,损耗一成,实入仓几何?”
老秀才叹了口气,出了考场,对着门楼上的匾额“明经取士”苦笑。
“三十年的四书五经,还不如一个算盘。”
他回到客栈,把自己那箱八股文稿一把火烧了。然后去书铺买了本《九章算术》。
客栈掌柜看他烧稿子,吓了一跳。“这位先生,烧的是什么?”
“废纸。”老秀才苦笑,“烧了,心里踏实。”
掌柜探头看了看火堆里烧剩的半页纸,上面是一篇工工整整的八股文,题目是“学而时习之”。
“先生,这文章写得挺好啊。”
“写得好有什么用,考不上。”老秀才把《九章算术》往怀里一揣,“这玩意儿,才是管用的。”
第二年,他中了。
算学科满分,经义科倒数第一,但总分够线。
他成了大明朝第一个靠算学入仕的进士。
科举改革的诏书发到各省,士林炸了锅。
南京夫子庙前,一群老秀才围着告示痛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