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婉儿端了一碗姜汤进来,放在桌上。
“在想什么?”
“在想,我能治疟疾,但治不了穷。”朱慈炯说,“我给他们树皮,治好了病。但他们穷,住的地方蚊虫滋生,明年雨季还会再得。”
“那怎么办?”
“挖沟。排积水。教他们烧艾草驱蚊。”朱慈炯拿起姜汤喝了一口,“治标不如治本。药治病,环境治人。”
第二天,他下了弘业二年最后一道政令:各城镇开挖排水沟渠,清理积水,住户每旬烧艾草一次。驻军派工兵协助。
这道政令救了多少人,没法统计。但第二年雨季,疟疾的发病率降了六成。
金鸡纳树在罗勇港后面长了起来。三年后,树皮产量够全南洋用。五年后,朱慈炯把树苗送回了大陆——送给云南的土司,送给两广的总兵。
蚊子不认国界。药也不该认。
弘业二年冬。安南会安港。
这章没有结束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
梁文海站在码头上,看着一船暹罗米卸下来。
他五十出头,广东潮州人,在安南做了二十年生意。会安港是安南中部的商贸大港,华人、日本人、荷兰人、葡萄牙人都在这儿做生意。梁文海的“明远商号会安分号”是港口上最大的华人商行,卖的是暹罗米、南洋香料和大明布匹。
他还有一个身份——明远商号在安南的情报负责人。
这个身份只有朱慈炯和陈婉儿知道。
梁文海每隔三个月给罗勇港送一份密报,内容是安南的局势。安南南方的阮氏政权和北方的郑氏政权打了三十年,谁也吃不掉谁。阮氏据顺化,郑氏据升龙,中间隔了一条江,互相瞪着。
对朱慈炯来说,安南是一枚棋子。安南的稻米可以补南洋的粮,安南的海港可以通广东的商路,安南的内战可以牵制清朝南方的兵力。
但梁文海这趟回安南,心情不太好。
他从罗勇港带回来的不只是暹罗米,还有一封朱慈炯的密信。信里只有一个意思:安南阮氏最近在跟清廷接触,试探联合对付南洋的可能性。
梁文海不信。阮氏跟清廷?阮氏跟清朝打了三十年,怎么可能联合?
但朱慈炯的情报来源不是梁文海,是孙矮子。孙矮子的网覆盖了整个南洋和东亚沿海。如果孙矮子说阮氏在跟清廷接触,那就是在接触。
梁文海回到分号,关上门,铺开纸,写了一封回信。
“属下已至会安,将密切留意阮氏动向。另,属下有一事禀报:阮氏朝廷中有一位侍郎,名阮文岳,其人素来亲华,对明远商号多有关照。属下以为此人可用。”
写完,他把信折好,交给亲信,走海路送回罗勇港。
然后他出了门,去了会安港的华人会馆。
会馆里正在议事。十几个华商围着桌子坐,脸上都不太好看。
“梁公,”一个叫林成祖的年轻华商站起来,“阮氏又加税了。米税从一成涨到两成。我们的船从暹罗运米过来,扣了阮氏的税、扣了港务费、扣了佣金,一船米到手只剩三成利。”
“三成利也是利。”梁文海坐下来,“你们知足吧。马六甲的华商被荷兰人勒索的时候,连本都保不住。”
“那不一样。”另一个华商说,“马六甲有大明海军护着。我们呢?安南不是大明的地盘。”
梁文海端起茶碗,喝了一口。
“安南不是大明的地盘,但安南的华商是大明的人。”
这句话说出来,会馆里安静了一瞬。
梁文海心里明白,这些华商在安南扎根了几代,娶了安南女人,说了安南话,有些人连中国话都说不好了。但他们的根还在。他们的祖宗牌位上写的还是中文,他们过年贴的还是春联,他们的孩子取名还是按字辈。
“我问你们一件事。”
梁文海放下茶碗,“如果有一天,安南要对华人动手,你们怎么办?”
华商们互相看了看,没人说话。
“跑。”一个老商人说,“往哪跑?回大明?大明在哪?”
“大明在南洋。”梁文海说。
这句话在会馆里炸了一下。有人低头,有人抬头,有人眼眶红了。
梁文海没有再说。他知道这些华商还没准备好。他们还在观望,还在犹豫,还在想着安南能给他们什么。但他也知道,总有一天他们会做出选择。那一天来的时候,他希望他们选对。
他站起来,拍了拍林成祖的肩膀。
“加税的事,我来想办法。你先把这季度的米运出去,别压在仓里。”
梁文海走出会馆,站在码头上。海风吹过来,带着咸味和米香。
他回头望了一眼会安港。港口上飘着各色旗帜——阮氏的龙旗、荷兰人的三色旗、葡萄牙人的十字旗。唯独没有大明的龙旗。
明远商号在安南没有官方身份,只有商号旗帜。梁文海的那面旗挂在分号门口,被风吹得猎响。
他想起朱慈炯在密信里写的最后一句话:“梁兄,保重。安南的华商,朕记着。”
他站在码头上,攥了攥拳头。
陛下记着,他就守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