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30章 科学院

“那,有没有人吵到翻脸的?”

“有。”方以智笑了,“历法派的老张头跟算学派的小李吵了三天,老张头气得把茶杯摔了。小李也气得把砚台砸了。但第二天,两个人都回来了。老张头拿着修改过的论文,小李带着新的记录。两个人又吵了三天,这次吵完了,两个人坐下来喝酒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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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,吵着吵着,发现对方说得有道理。有道理,就服了。服了,就不气了。不气了。就喝酒了。”方以智摸着胡子,“格物致知,格到最后,格的不是物。那是自己。把自己的偏见格掉,真相就出来了。”

“这株,比那株高了半寸。”一个老农学家指着自己的试验记录,“差别在哪里?这株浇了三遍水,那株浇了两遍。多浇一遍水,高了半寸。”

“但去年,”旁边的年轻人翻出去年的记录,“同一块田、同样的稻种、浇三遍水的比浇两遍的矮了一寸。为什么今年反过来了?”

老农学家愣了一下,“去年和今年的差别……温度?雨水?”

“去年雨水多,今年雨水少。多浇的那一遍水,今年管用、去年没用。”

“记下来,”老农学家拍着大腿,“灌溉量要根据当年雨水调整,不能一刀切!”

朱慈炯在旁边听到这句,忍不住笑了。这叫“因地制宜”,说白了就是不能一刀切。农业技术推广站,也是这么干的。因地制宜、因时制宜、因品种制宜。道理很简单。但执行起来要一田一田地试、一株一株地量。笨办法,但最有效。

只不过朕的大明没有那些利器,所以得用更笨的办法。笨办法是什么?多试。试十种灌溉法、试六种施肥配方、试二十种稻种。笨,但有效。朕管这叫“一条一条试”。

朱慈炯没有停留在试验田里。他下令在全国设农事推广站,从南洋到北疆、从广东到辽东,每个府设一个站,每个站配两个懂农事的人。这些人不考科举,不写文章,只管教百姓种地。

推广站的人教三样东西:一是玉米,山地丘陵都能种,产量比粟麦高两三倍;二是番薯,耐旱耐贫瘠,荒年能救命;三是换种,用暹罗和吕宋的高产稻种替掉旧种,亩产多一百斤。

玉米是从吕宋的西班牙人手里弄来的种子,先在凤阳试种,亩收两百四十斤。消息传开后,安徽、江西、福建、湖广的山民纷纷来要种子。推广站的人不是官,是农人,从南洋调来的老农,发路费、发安家银,派到各省蹲在地里手把手地教。百姓信他们,因为他们手上有泥。

番薯更早。南洋时就种了,但一直没往北方推。朱慈炯下令沿驰道北上,在每个驿站旁边开一块试验田。番薯耐旱,北方缺水的地方比玉米还管用。河北、山东、河南的沙地里种下去,三个月翻藤,一亩能收三百斤块根。老百姓管番薯叫地瓜,冬天地瓜粥、地瓜干,够撑过青黄不接的月份。

北方冰原上种的是土豆。赵铁柱在永宁堡试种成功后,从永宁堡到雅库茨克的每个据点都开了地。土豆耐寒,零下也能长,是冰原上唯一能种的庄稼。赵铁柱在信里说:以前冬天靠后方运粮,七百里冰路,断一天就饿肚子。现在自己种了,断了也不怕。

稻种改良推得最慢,因为水稻不像玉米番薯那样换个地方就能种。稻种跟水土有关,暹罗的稻种拿到南京种,头一季确实好,但第二季产量就掉了。农学家们花了三年才摸出门道:稻种不能直接移,得先在当地试种三代,每代选最好的穗留种,三代之后才稳定。笨办法,但管用。

朱慈炯对陈婉儿说过:打仗杀人能看见血,种地救人是看不见血的。但救的人比杀的人多。陈婉儿算过一笔账:全国耕地六亿亩,一半换上高产稻种,每亩增产一百斤,就是三亿斤粮,够多养一千万人。一千万人的命,藏在种子壳里。

康熙在辽东也收到了《农政全书》。他翻了一遍又一遍,在书页空白处写满批注。他种地种了十年,比书上的理论多了一个优势:他种过。书上说稻子要深灌,他知道不对,辽东的稻子深灌会烂根。书上说施肥要三次,他知道辽东地冻,两次就够。

他把这些批注寄回了北京。朱慈炯看了,对陈婉儿说:康熙种的比农学家好。农学家在试验田里种,康熙在真田里种。试验田和真田不一样,试验田水土好、有人照顾,真田靠天吃饭。康熙种的是真田,他写的是真话。让农事推广站的人看看他的批注,比看十本农书管用。

张小七来科学院那天,门口的差役拦了他。

他穿着工坊的粗布短褐,手上全是铁锈,指甲缝里黑泥填得满满的。差役看他跟看叫花子一样。

“找谁?”

“方院长。”张小七从怀里掏出一本皱巴巴的笔记,“方老让我送来的。”

方以智接过笔记,翻开。扉页上是歪歪扭扭的字,后面几页全是数目和符号,夹着干枯的草叶和火药残渣。他一页一页翻,翻得越来越慢。

“这是……”

“方老配了四十年的火药。每改一次比例,试射几回,走火不走火,都记着。”张小七说,“他说这东西闷在工坊里没用,得给读书人看。读书人能看出他看不出的事情。”

方以智翻到最后几页,上面记着不同比例的引药在不同温度下的燃速差异,记录排列整齐。

小主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