弘业四十年,西历1701年。
朱慈炯颁布《帝国义学令》,在全国(含藩属国)设立义学,凡六岁以上男女童皆须入学,学费全免。
他在颁布义学令的那天晚上,一个人在御书房里坐了很久。义学这事,难的不是开头,是坚持。开了头不难,难的是十年后还在开、二十年后还在教、五十年后识字的人比不识字的多。十万个识字的人,比一百万个不识字的强。他们能看懂告示、能算账、能用工具、能学新技术。
义学是慈善,是投资。投进去的是银子,产出的是人。人,才是帝国最值钱的东西。
教材统一,以汉语为帝国通用语,所有义学必须教授汉语。同时允许地方增设本族语言课程,在暹罗可以学泰语,在安南可以学越语,在西域可以学突厥语。
但汉语是必修课,不会汉语就不能参加科举、不能入仕、不能在官府办事。这一条看似强硬,实际上是最低限度的统一,一个横跨半个地球的帝国,如果连通用语都没有,迟早会分崩离析。
朱慈炯在定这一条时,想起一个道理:强势的文明,它的语言就是通用语。大唐强,所以四方学唐话。大明强了,天下自然学汉话。
朕的大明,汉语就是天下的话。想做生意就得说汉语,想当官就得考汉语。不说汉语的人在这个帝国里寸步难行。语言的力量比军队还强——军队走了人还能反,语言留下了人就跑不了。
义学的课程,除了传统的四书五经,还增设了算术、地理、天文三门新科。朱慈炯坚持加的,“读死书没用,得让人会算账、看地图、懂天时。”
义学推行困难重重,偏远地区没有校舍、没有先生、没有教材。朱慈炯从国库拨款三百万两建设义学,这是他登基以来最大的一笔教育拨款。
三百万两不够,远远不够。但种子钱够了。先把种子撒下去。撒了,就有发芽的可能。不撒,永远没有。
最难的不是钱,是人。先生。偏远地区找不到先生,谁愿意去西域教一群说突厥语的孩子学汉字?没人愿意。所以朕想到了一个办法,科举加分。任教满三年加一阶,满六年加两阶,满十年直接授官。“用前途换人才”。
陈婉儿的“皇后义学”率先在南洋铺开,三年内建了五十六所义学,招收了两万多名贫家子弟。中原各省紧随其后,到弘业四十三年,全国义学超过一千所,在学童子近十万人。
“十万人,”朱慈炯看着义学统计簿,“不够。远远不够。但至少,起步了。”
义学令传到东瀛时,德川幕府的态度很微妙。
柳泽吉保在老中会议上把义学令传阅了一遍,然后问了一个问题:“大明说‘凡六岁以上男女童皆须入学’,这条令,管不管东瀛?”
没有人回答。
因为答案取决于一个他们不愿意面对的前提,东瀛到底算不算“全国”的一部分。联邦制说“藩属自治”,但义学令说“全国含藩属国”。
德川纲吉想了想,做了一个聪明的决定。
“办。”他说,“但用我们的方式办。”
幕府在江户、京都、大阪三地各设了一间“明伦堂”,名义上是响应大明的义学令,实际上用的是幕府自己的教材。汉字是必修课,这一点没法回避,因为通商条约里写得明明白白:不会汉语不能在商馆做事。但明伦堂还加了剑道、茶道、和歌三门“东瀛课”,这是幕府的底线:学大明的学问可以,但东瀛的魂不能丢。
朱慈炯收到长崎商站关于明伦堂的呈文后,只说了一句:
“让他加。剑道、茶道、和歌,都是好东西。只要他们在学汉字,就够了。”
柳泽吉保私下对德川纲吉说:“将军,明伦堂里教汉字的先生,十个有八个是大明派来的。”
德川纲吉看了他一眼,“我知道。”
“那您还,”
“让他们教。”德川纲吉闭上眼睛,“汉字学多了,东瀛人的心就大了。心大了,才看得见外面的世界。锁国锁了六十年,锁出一群井底之蛙。朕不想再当井里的青蛙了。”
柳泽吉保低下头,他觉得,将军比他想象的更深沉。